农业和乡村经济新业态与设计价值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本文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探讨我国农业和乡村经济的业态创新机制与设计价值。首先，从国情出发，阐述三农问题的时代背景、困境和机遇。其次，将新业态分为点线、平面和立体三种类型，分析其创新产业模式、关键机制、创新驱动力。进而，从五方面归纳新业态对设计的需求，结合案例分析需求特征和设计的三种作用方式。最后，从设计学科角度反思，提出面向农业和乡村经济新业态的设计探索是设计回应时代发展命题的实践行动。设计学科有必要在价值定位、方法体系、教育目标和文化美学等方面做出适应性和主动性的转变。
关键词:农业、三农问题、新业态、生态文明、设计价值
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1]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领域和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环境、资源和动能。近年来，多样化的新业态已经在农业和乡村经济中得到广泛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设计院校和机构参与到相关的业态创新和发展中，取得了积极成效。
本文从较为宏观的视角，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学习，和对相关发展动态和案例的观察分析，结合作者在有机农业、社会创新和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经历，探讨我国农业和乡村经济的业态创新机制、设计的价值以及对设计学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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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及其基本国情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作为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锁定的重大社会问题，相关学科领域已经做了大量研究。本文仅从横向状态和纵向动态两个角度来阐述其要点:
横向看，我国三农的总体状态和特征。首先，我国是国土、农业、人口大国，但户均耕地面积仅为美国的四百分之一;其次，我国国土空间地理和气候的多样性形成了农业生态资源多样性;同时，因历史上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形成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深厚的农耕文明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这些资源禀赋和历史现实，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也不必要走美国大规模农场模式。相对而言，欧洲的家庭农场模式和东亚的村社小农模式更具参考价值。
纵向看，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城乡关系的演变。把三农问题放到国家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间的30年，是城市从农业转移剩余价值，支持重工业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城市继而从农村中获得低成本的大规模劳动力，以支撑城市产业扩张对人口的需求，并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因此，三农专家温铁军指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问题，承载着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化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2]。换句话说，我们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建国后的工业化的发展和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承担了危机成本，积累了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问题，造成工农、城乡关系的严重失衡。这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生态文明战略、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新理念的宏观背景。
在此宏观背景下，农业和乡村经济发展存在几个关键制约因素:
1.农业经济主体高度分子化。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小岗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和自主发展问题，解放了当时农业的生产力，但同时也造成了农业微观经济体的分子化，回到了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模式，集约效果差，生产效率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提高的空间有限，难以形成产业化积累和发展，限制了农业和乡村经济的自主发展空间。
2.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工业化。受美国大规模农场模式的影响，此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多是在工业化思维下粗放的数量型农业产业化，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饲料等。这个模式有利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但也形成了持续的农业产能过剩问题，削弱了农业多样性的优势。农产品质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导致粮食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三高”叠加现象，同时农业工业化、化学化造成广泛的环境面源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3]
3.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的虹吸效应。一方面，一般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益低，窒息了农村的资源要素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大规模劳动力。城乡不平衡直接导致人口从农村流出到城市，这种单向流动又加剧了不平衡，加速农村要素的进一步流失，产生虹吸效应，造成大量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和社会衰败，成为农业和乡村振兴及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尽管面临这些制约因素，农业和乡村经济发展同时也具备历史性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一方面，国家对乡村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夯实了基础设施条件。自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以来，政府财政向“三农”领域投资高达16万亿元以上[4]，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信息网络、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为农业和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条件。另一方面，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引领的消费升级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机遇。“十三五”期间，我国已经形成了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是消费升级的主力军，也是绿色、生态、健康等新消费观念的引领者。这个群体的巨大消费需求为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市场动力，促进生态农业转型和高品质农产品供给，拉动乡村文旅、康养等三产融合模式的多样化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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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新业态、新模式
农业是国家发展的生命线，农民和农村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面对不断加剧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持续积累的三农问题和逼近极限的环境承载力，中央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战略:
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
2012年，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三农”问题的总抓手，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探索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高质量的生态农业和生态经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产业兴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5]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动能的快速变化，农业和乡村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的多功能和乡村资源的多元价值被重新认识，各类产业资源和经济要素开始向乡村回流和聚集，培育出丰富多样的新业态、新模式，如现代农业园区、智慧农业、电商农业、循环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乡村旅游、乡村养生、民宿、田园生态综合体、CSA农场、有机市民农园等。下文从产业属性特征角度将这些新业态分为点线、平面、立体三种类型展开分析(表1):
表1.农业与乡村经济的三类新业态
1.点线模式是指农业产业链纵向延伸，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方式的升级和农产品的全产业链拓展。这类业态创新包含点、线两个方面:
一是围绕农产品类型、农业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的产业升级，如智慧农业、循环农业、设施农业、生物农业等，通过相关的技术融合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农产品的质量。如智慧农业通过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信息感知、定量决策、智能控制、精准投入、个性化服务的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信息化发展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能化的高级阶段。[6]
二是围绕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加工、流通、消费等产业链环节做纵向线性延伸，如“农业生产+互联网电商+物流配送”“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餐饮门店”和“农业生产+中央厨房+商超零售”等模式。通过发展农产品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增强农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多层次利用和多环节增值。通过互联网电商和餐饮、零售等流通渠道整合，精准对接目标市场，提高流通环节的效率，同时减少农产品损耗。这些新兴的业态模式，通过纵向构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使农业得以整体地参与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产业间分工之中，通过让农业参与全社会的发展，来分享全社会发展所获得的果实，进而实现农业的进步和农民的增收。[7]
因此，这类新业态总体上是技术和过程创新驱动，其关键是产业在地化，将产业链和价值链下沉到乡村，促进当地的农业和乡村产业振兴。
2.平面模式是指一二三产多维度交叉融合，体现为以农业多功能和乡村生态资源多元化为基础的三产融合。这一类业态创新也包含两个范畴:
一是较单纯围绕农业本身的多元功能，发展“农业+X”模式的三产融合，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教育农园、农事体验、农业旅游等。
二是围绕农业在内的乡村综合多元化生态资源(农业、自然环境、建筑、历史、乡土文化、民俗民艺等)开展价值转化，发展多样化的乡村经济新业态，如乡村旅游、精品民宿、乡村度假康养、田园综合体、乡村民艺文创等。
这些业态创新的重点是农业功能拓展和对乡村特色资源的价值挖掘。而我国地理气候多样化所形成的多样化自然生态和农业，以及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所形成的丰富的乡土文化、民俗风情等要素，为设计开发个性化、特色化、高品质的乡村休闲、文旅等新业态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
在需求侧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加上伴随城市化产生的普遍的“乡愁”情节，人们在文化旅游、度假康养等方面的市场需求在快速增长，为具有自然生态、田园风光、农耕文化、乡土气息等特点的乡村文旅等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因此，这类新业态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增长点。它们总体上以文旅、康养等服务业为主，同时带动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既能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也能发挥农业生态涵养作用，保护乡土文化传承，促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的美丽乡村建设。[8]
总之，这些业态创新主要由服务与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其关键机制是生态产业化——通过三产融合，激活之前沉睡在“三农”里的内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和产业要素，发展多元化的生态农业和乡村生态经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3.立体模式是指在三产融合模式基础上叠加多重社会化参与，围绕农业生产关系社会化和组织创新的城乡融合。如CSA农场、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社等，统称为“社会生态农业”。这一类新业态改变了一般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费模式，让市民同时以消费者和合作者双重身份参与到乡村经济行为中来，形成了农户和市民互助合作的社群组织，通过城乡之间开放、共享的社会参与，构建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多维度的城乡互补、互动和融合。
以CSA农场为例，CSA农业最初直译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ing Agriculture)、早期在欧美出现时，面对农业工业化引发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城市社区居民与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户之间建立了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和公平互信的合作关系，以保护有机生产方式，提倡当地生产和消费的短链农业模式。[9]最近十几年，CSA模式在国内兴起，并结合我国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拓展了CSA的新内涵:社区不仅指城市市民社群，也包括农村农民社群;农业不仅是第一产业的农业，也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一”的农业。目前，CSA概念已演变为广义的生态农业社会化(农业4.0)，即社会生态农业。[10]
这类新业态有显著的共性:
第一，表现为不同参与者对有机农业具有明确的共识，伴随着强烈的生态理念和社会责任。
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边界模糊化，构建了全新社会化生产消费模式。
第三，参与者能敏锐地认识和感受农耕文明的多重价值，视之为一种享受，并乐于分享，修正性地放大了有机农业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上的优势和价值。
这些共性特点决定了相关新业态通常难以规模化，而呈现一种小型化、地方性、开放性和连接性(SLOC)的模式特征。[11][12]因此，这些业态在创新的同时，也表现为社会与文化创新。通过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激发农民和市民的内生动力，促进城乡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塑造具有生态文明特征的高品质的、可持续生产、消费和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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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创新对设计的需求及设计的作用
农业和乡村经济中的业态创新和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设计需求，同时也对设计提出了新要求。总体上看，目前设计教育和设计产业主要服务于城市和城市化伴生的相关领域，三农领域对设计专业相对陌生和边缘化。这有客观的经济因素影响:
首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阶段，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第一产业比重就越小，设计需求也相应较小。
其次，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产业化程度不高，占最大数量的分子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小农户不具备利用设计服务的经济条件。少数粗放型产业化农业经济主体则受经济效益局限，不足以承担对设计投入的成本和风险。
再次，广大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加上简约的消费习惯，对消费价格敏感度较高，而对设计质量的敏感度较弱，设计介入的经济动力不足。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也有设计学科自身因素的影响。从设计的源起看，现代意义上的设计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也是现代设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动能，这意味着设计的价值和学科范式客观上首先与第二产业匹配，而非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因此，现代设计与农业之间客观上长期存在较大的距离。当然，乡村振兴战略在快速缩短这个距离，新阶段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思维下的产业发展，而是生态文明理念下的业态创新发展，瞄准消费升级需求，形成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设计高校、设计机构和设计师参与到乡村振兴和相关业态创新大潮中，出现了一批设计深度参与的新业态实践探索案例。事实证明，这些新业态对设计有广泛的需求:
1.品牌与传播设计。培育知名品牌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对策。品牌定位、名称、形象、调性和体验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和决策，农产品和乡村旅游等服务都有非标性的特点，这增加了品牌与媒体传播要素在竞争力中的权重。因此，成功的案例往往有比较出色的品牌设计。
如“袁家村”围绕关中乡土风情打造出了关中第一村的“土字号”品牌(图1)，不管是旅游项目或特色产品都紧扣关中民俗文化的品牌定位，强化品牌体验特色，并开展IP化的品牌运营，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现象级的“网红”。
图1.关中第一村“袁家村”(图片来源: http://www.chanyeguihua.com/2954.html)
2.文创产品设计。文创产品设计是拓展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地理气候环境以及发展历史塑造了乡土社会的多重多样性，包括农业和农产品的多样性、民间手工艺的多样性、民俗民艺多样性等。这些沉淀在“三农”里丰富的农业、生态和文化资源是业态创新的关键要素，需要文创设计来做价值转化和产品创新，以挖掘保护农村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乡土特色产业，匹配当代社会需求，顺应消费升级。
在湖南大学“新通道”社会创新项目中，设计师利用当地侗族刺绣、银饰、竹编等传统手工艺，开展多样化的文创产品开发。(图2)这些设计提取了传统工艺中的工艺技术、材料或形态等要素，转移传统的功能和应用场景，使新产品既能满足现代生活场景的功能需求，又能承载特定的文化属性和价值。
图2.新通道项目文创产品设计(图片来源: http://www.newchanneldesign.com/tongdao/youjiantianyuan/2017/0207/97.html)
3.服务与体验设计。在以农业多功能和乡村生态资源多元化为基础的三产融合模式中，新业态主要体现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服务业，是典型的体验经济。由于整个文旅服务消费的过程比较长，影响消费者体验和满意度的因素比较多，同时消费者对服务质量比较敏感，这决定了服务与体验设计对这类业态发展的重要性。服务与体验设计也是新兴的设计领域，从整个服务系统和全流程出发，通过品牌、空间、产品和传播等方面的设计，达成用户价值和消费体验。不管是“袁家村”的乡村旅游，还是“中郝峪村”的乡村养生、民宿等业态(图3)，都需要服务设计来开发形式多样、独具特色、个性突出的服务功能和体验。
图3.中郝峪村”乡村养生服务新业态(图片来源: https://www.sohu.com/a/311569376_505583)
4.环境与空间规划设计。乡村空间与生态环境的规划设计是生态产业化的重要环节。不管是农产品加工业，还是乡村文旅等三产融合新业态，都需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属性和空间功能，这也要求开展系统的空间规划设计。另外，在县域经济层面，需要做好县、乡、村层面国土空间资源的统筹协调，环境与空间规划设计是重要的顶层设计内容。田园综合体就是典型的以空间规划驱动的业态创新。
例如无锡阳山“田园东方水蜜桃”(图4)即为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和乡村综合发展模式，需要整体的策划和系统的跨产业设计规划。
图4.无锡“田园东方蜜桃村”规划设计鸟瞰图(图片来源: http://www.wxtydf.cn/a/youjiantianyuan/2017/0207/97.html)
5.社会设计。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新阶段农业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并不只是经济行为，其问题本身和解决方式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新业态中的新型集体经济主体其实是一种社会企业，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多种角色和利益相关者的广泛社会参与，这需要一种全新的设计——社会设计来支持。社会设计一方面强调所处理问题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强调设计方法和过程的社会性特征。因此，社会设计能在社会生态农业等新业态中发挥针对性的作用。
同济大学推动的崇明岛“设计丰收”项目是一个城乡融合的业态创新案例，通过参与式设计、共同设计等方法(图5)，让当地村民、上海市民、艺术家、设计师等共同参与到项目推进的创意和决策中来，充分发挥不同角色的优势、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发出丰富的农业和乡村经济新业态。
广州美术学院推动“官舟古村”实验项目是一个乡村文化复兴的社会设计案例。通过设计介入，促进村民自发组织基于乡土文化的教育和民俗活动，唤醒村民、孩子和返乡人员的自豪感和归宿感，促发村社组织的内生动力。(图6)
图5.“设计丰收”项目共创工作坊(图片来源: http://www.designharvests.com/a/guanyu/chuangshirenshuo)
图6.“官舟古村”实验项目中村民自发的乡村美食活动(图片来源:李健，广州美术学院)
上文分析了业态创新对设计的五类需求，在具体的新业态案例中，一般都需要多方面的设计支持，从“袁家村”到“铁牛村”，从“设计丰收”到“分享收获”，虽然有不同的侧重，都需要从品牌设计、规划设计、文创设计、服务设计和社会设计等不同类别的设计介入。那么，这些设计在业态创新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设计的价值:
(1)资源挖掘和机会洞察。农业和乡村资源除了在地性、多样性的特点，同时有隐蔽性。一方面，对当地农民而言，大部分资源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对其特色潜力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对城市市民或非本地村民，不易接触和具体了解多样化且分散的资源情况。设计团队要充分发挥资源与特色挖掘及机会洞察的作用，为业态创新提供战略性设计咨询。
(2)质量提升和价值增长。这是设计的主要作用，从品牌、产品和服务等环节全方位提高业务的品质和竞争力，增加其用户价值、市场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由于新业态呈现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比较复杂，所针对的目标市场对服务品质要求又比较高，设计会在业务发展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3)设计赋能和参与赋权。这主要指针对业态创新过程中，设计尤其是社会设计，可以起到促进参与和激发参与者能动性的作用。新型集体经济主体由不同的角色构成，包括农民、市民和利益相关者。赋能赋权的目的是充分调动不同角色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参与性，采用更开放的机制，使不同角色以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充分参与到问题解决和业态创新设计和知行中来，增强至下而上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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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启示
设计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应用性学科，在其不长的发展历程中，从设计的内涵、设计的范式到设计教育都在持续地更新中，设计范式转型已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十九大”以来，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形成了新发展格局，那么设计该如何回应时代发展的命题?面向农业和乡村振兴的设计探索可以被视为设计回应的一个积极尝试。与此同时，从中可以看到设计学科在设计价值、方法、教育和文化等方面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1.设计的价值坐标需要重新定位。设计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发展起来并为其服务的专业和学科，具有天然的亲工业、亲城市、亲资本的特点。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发展模式发生转变，开始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这些宏观环境的转变必然产生显著区别于上一个阶段的新的价值坐标和设计使命。因此，设计的价值定位需要适应新时代的价值坐标，从片面的亲资本转向亲经济、亲社会和亲生态之间的平衡，瞄准国家发展的主航道，促进工农、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设计的挑战和使命。
2.设计方法体系需要发展完善。在“大设计”的背景下，设计范畴被放大，设计对象属性被复杂化，设计的原则和方法需适应性发展，以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目前主流的设计范式是工业化的产物，尚不能完全适应后工业社会的设计需求，更难以满足新阶段农业和乡村产业振兴的广泛设计需求。因此，设计的方法体系需要大幅度的发展完善，从基于工业文明的方法体系中转向基于生态文明的方法体系，加强可持续设计、服务设计、社会设计、社会创新设计等领域的研究，让理论联系实际，有效服务社会。这不仅是国家发展转型的需要，也是设计学科自身发展的必要。
3.设计教育的培养目标需要转向。近现代西方在先发工业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对成熟的设计教育体系。作为从一穷二白起步的“后进生”，从工业化到设计教育，我国都长期处在以学习与追赶为主的状态中，这既是设计教育后起的必然路径，也是针对外向型经济模式的主动依附。换句话说，当我们生产的优质商品主要面向国外市场时，国外的设计教育体系就是适合的、先进的选项。不过，在新发展阶段，一方面，我国工业化水平已接近西方;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转向更独立自主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农业和乡村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部分，农民是主要的目标市场之一。因此，设计教育的培养目标亟待转向，从外向型经济体系的培养目标转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培养目标，构建直接服务于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充分考虑关乎本国人民福祉的设计教育体系。鉴于设计教育的惯性作用，这会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任务。
4.设计文化和美学需要溯源回归。如果说设计价值、方法和教育等范式转型是对新形势的适应性调整，那么现代性反思和传统文化的觉醒有望引发设计文化的主动性回归。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强化了社会对工业文明的现代性反思，亲资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人的异化作用已被广泛认识。亲工业、亲资本的设计及其所形成的主流设计美学也不可避免地被资本异化，常常与生态文明格格不入。在这个反差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觉醒将有机会填补空缺，并促进设计美学在文化意义上的回归。李子柒现象正是这种反思和回归的典型反映。而发源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慢食运动(slow food)对欧洲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视为欧洲版面向生态文明的文化回归运动。
在我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体系中，“农”的地位较高，耕读传家也是一种优越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如不能从文化意义领会农业文明的内涵，就难以把握农业和乡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也难以调整城市本位的思维惯性，真正地“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真切的爱不仅出于责任，更出于美，是一种情不自禁、油然而生的喜欢。从天人合一的道家先秦传统文化看来，开天立人、观象授时的农业文明才是先进的文明，而割裂、扭曲天人关系的工业文明是对文明的异化。不管是在近现代的西方还是现当代的中国，工业化的根本动力并不是出于人的完美和幸福，而是出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缺位情况下的竞争和生存。
因此，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当下现实存在基础上对近现代文明异化的修复，以及对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天人关系的回归。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如何主动转向、回溯，进而引领和开拓生态文明时代的设计文化和美学，是一项充满颠覆性的挑战。
[2]温铁军:《八次危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5页。[3]温铁军、刘亚慧、张振:《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三农转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40—46，149页。[4]温铁军、逯浩《:新时代“三农”与“三治”问题的内涵转换及其问题域》[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5—16页。[5]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7期，第4—6页。[6]赵春江:《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及战略目标研究》[J]，《智慧农业》，2019年第1期，第1—7页。[7]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8期，第17—28页。[8]杨时云:《新业态新模式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J]，《群众》,2021年第21期，第9—10页。[9]程存旺、周华东、石嫣、温铁军:《多元主体参与、生态农产品与信任——“小毛驴市民农园”参与式试验研究分析报告》[J]，《兰州学刊》，2011年第12期，第54—60页。[10]同[3]。[11]Manzini E. Design, When Everybody Design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5: 177.[12]纪律、巩淼森:《SLOC情境下的生态农业服务设计策略》[J]，《包装工程》，2019年第2期，第196—202页。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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